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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传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维度
董朝霞;赵雪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大一统”传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民族工作领域深度扎根的文化根基，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因与动力，二者深度契合：理论逻辑层面，“大一统”传统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具有相同的团结统一目标，秉持相同的人民立场；历史逻辑上，“大一统”传统从先秦萌芽到元明清完备，滋养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自在形成到近代自觉觉醒，再到当代自为发展；现实逻辑上，“第二个结合”进一步推动“大一统”传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度融合，强化理论武装凝聚思想共识、夯实文化根基促进文化互鉴、完善治理实践提升治理效能。
“文书共同体”：清水江文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方法论建构
朱泽坤;吴玲玲;谢景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如何从史料体系建设层面为这一宏大命题提供学术支撑，是学界亟须回应的时代课题。以清水江文书为核心史料，提出“文书共同体”核心概念，构建“历史文献学—历史人类学—公众史学”三重路径，系统论证这批民间文书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史料群的方法论价值。研究发现：清水江文书具有归户性、全息性、民族性与民间性四大特征，这将从史料体系建设角度推动清水江文书研究的范式转换，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来自基层社会的历史注脚与方法论参照。
论明代贵州方志的大一统民族关系建构
马言;永乐十一年贵州建省后，方志作为中央王朝主导的文化文本，以整合自身体例、溯源贵州历史、开展文化教化和形塑典范人物等方式，将贵州纳入到自古以来的中华民族大一统体系中。具体来看，通过仿效《大明一统志》，将贵州置于自古隶属华夏的历史记忆，以儒家礼制探索“以夏变夷”的方法，形塑典范人物实现跨越族群的王朝认同，构建出以中央王朝为主导、以化风育人为导向的民族关系，实现地理认同、历史认同、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具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早期意涵。
性悍与性淳之间：清代《黔苗图说》的族群分类与向化叙事
杜薇;侯凌风;邓钰;清代《黔苗图说》在描绘贵州各族群服饰、风俗和生计的同时，频繁使用“性悍”“性淳”“柔顺”“守法”“不知礼法”等评价性词语，对不同族群的性情、行为与习俗作出区分。其文本中的性情描写大体形成三类话语：以“悍”“斗”“恶俗”“不知礼法”为核心的负面话语，以“淳”“谨”“柔顺”“勤俭”为核心的正面话语，以及以“今”“近”“旧”等时间词组织起来的向化叙事。话语背后包含礼俗、耕织和向化三套评价标准：礼俗之尺判断族群与王朝礼法秩序的亲疏，耕织之尺用以区分是否勤俭务本、安于生产，向化之尺则将地方社会变化解释为教化、抚剿与制度输入的结果。由此，《黔苗图说》并非对边地风俗的单纯记录，而是一种借助评价性语言对不同族群加以分类、排序并赋予教化意义的文本实践。
魏源“制夷”思想与近代民族意识的萌生
姚武;鸦片战争的冲击瓦解了延续千年的华夷朝贡秩序。作为晚清“开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魏源依托清代经世实学传统，基于同时代“封关”“抚夷”等对外主张，重塑传统“夷”概念内涵，构建起“师夷、攻夷、款夷”的“制夷”思想体系。其思想在突破华夏中心主义桎梏的同时，仍深植于传统“华夷之辨”的框架之内；正是在这一有限突破与传统因袭的张力中，近代民族意识开始萌生。从文化观念、对外认知、疆域空间、国家共同体四个层面，探讨魏源“制夷”思想如何推动传统王朝认同向近代民族意识转型，并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觉意识形成进程中的重要思想源头。
